初识：张謇是袁世凯的老师

　　1881年，张謇和袁世凯首次见面是在山东登州吴长庆军中，张謇比袁世凯年长6岁，且饱读诗书，吴长庆就安排张謇为小袁补习功课，袁则对张执弟子礼，两人关系日益密切。

　　在袁世凯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之后，吴作为袁的长辈，认为袁世凯年纪尚小，应该多读一点书，于是让袁世凯拜在他的幕府张謇和周家禄的门下，好好学习。张謇奉命教袁八股，袁不能成篇，张亦无从删改。张謇对袁世凯的要求非常严格，袁世凯交上文章后常被批评，两人深以为苦。

　　有一天晚上张和袁促膝深谈，张问起袁的打算，袁说：“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此来非为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膺海防重镇，需才孔亟，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的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张闻袁这番话颇动容，乃向吴长庆郑重推荐，吴才重视袁。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卢江人，为淮军名将。但与李鸿章不睦，朝鲜平东学党后调防金州，不久病殁，谥武壮。

　　袁在吴长庆军中时，吴命袁对张执弟子之礼，所以在那期间袁对张一直尊敬如师，每次写信给张都尊称“夫子大人”，不过后来袁做到北洋大臣后，给张写信便改称“仁兄”，于是张给袁的回信调侃地说：“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

　　张謇为何与袁世凯闹翻脸

　　两人的发迹，源自1882年的朝鲜。那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分别派兵入朝。入朝清军由吴长庆率领，所部番号为“庆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队伍中，就有时年29岁的张謇及23岁的袁世凯。

　　在张謇的推荐下，袁世凯先后被吴长庆任命为先锋营管带等职。吴长庆去世之后，庆军将领吴兆有继为朝鲜防务总办，袁世凯为营务处会办。但吴兆有等人昏庸无能，袁世凯反而大包大搅，成为朝鲜事务的主心骨，因而也遭到了吴兆有等人的忌恨。在1884年12月的朝鲜“甲申之变”中，吴兆有等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而袁世凯行为果断，处置得当，这才挫败了日本和朝鲜亲日派的阴谋。

　　事后，袁世凯得到了清廷和李鸿章的大力褒奖，吴兆有等人十分不满，便将袁世凯在朝鲜飞扬跋扈的“劣迹”告知了当时回乡应试的张謇，试图借张之力来打压袁世凯。张謇在庆军幕府多年，一向为人所尊重，在接到吴兆有等人借机挑拨的信件后，他随后便写了一封长达千余言的信斥责袁世凯，口气十分严厉。

　　在信中，张謇故意不叫袁世凯的字“慰亭”而称之为“袁司马”（当时袁世凯的官位是五品候补同知，按清代官制是州的佐官，即古之司马，其中也有暗讽袁世凯篡权之意），说：“别后仅收到你的一封书信，想必是袁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意在提醒袁世凯只是一个营务处会办，如何能妄自尊大，竟然凌驾在总办吴兆有之上？接着，张謇又说，你既然是吴兆有的会办，在觐见朝鲜国王的时候就应当让吴兆有走在前面；处理朝鲜事务的时候，也应该把吴兆有的职衔放在前面，如何事事任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你这是凭势力震慑人、靠权诈来处世吗？在信的结尾，张骞更是毫不客气地说：“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

　　张謇说得非常刺耳，全文含讥带讽，处处直指袁世凯的要害，这已经不是出于师生之谊的劝导，而是为吴兆有等人张目了。袁世凯接到信后气愤难平，好在李鸿章在关键时候识人善用，并没有被吴兆有等人攻讦所误，因而袁世凯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升任为朝鲜“监国大员”，这大概也是张謇所没有想到的。

　　由此，张謇和袁世凯便结下梁子，双方互不理睬近20年之久。在此期间，袁世凯青云直步，屡屡升迁，并在庚子年后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清末又调任为军机大臣，可谓是风光无限。而张謇在退出庆军幕府后，在科举上也还算顺利，考中了1894年的状元（康有为于次年中进士）。但时运不济的是，张謇刚当上状元郎不久，他的父亲便撒手人寰，按历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三年。

　　三年后，张謇到北京销假却又赶上“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慈禧太后罢官，张謇自知官场险恶，从此绝意仕途，并回到家乡南通，走上实业救国之路。直到清末实行预备立宪，张謇才投入到当时的立宪运动中，并成为江苏立宪派的主要干将。

　　张謇与袁世凯恢复交往

　　由于袁世凯在清末新政和立宪中也表现积极，张謇才逐渐化解了与袁世凯之间的这段恩怨，并开始有了共同语言。1904年7月，张謇主动给已经在朝廷中做了大官的前学生袁世凯写信，希望他效法日本伊藤博文主持立宪。袁世凯当即回信，表示立宪时机未到，还需要等待时机，双方算是恢复了交往。

　　武昌起义后，张謇被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提名为实业部长，但身为立宪派的张謇对革命党并不信任，他当时站在袁世凯一边并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收拾局面。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也盛情邀请张謇出任实业总长一职，张謇认为当时的局势不稳定，因而推却相邀而表示愿意在野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直到“二次革命”结束后，张謇才在熊希龄的内阁中担任农商总长，并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实现其“实业救国”的理想。但是，袁世凯在帝制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一心要搞实业的张謇终究难圆其梦，最终被迫辞职。

　　袁世凯在宣布帝制后，他自己也觉得在原来的那些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面前不好意思，于是便制定了“旧侣、故友、耆硕”等名分，用来安排他的那些老朋友。譬如张謇，当时便是袁世凯亲封的“嵩山四友”之一（其余三人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

　　尽管袁皇上给予了“嵩山四友”免跪拜称臣、赐朝服肩舆、入朝赐座并许以优厚年金（年薪二万银元）等待遇，但张謇对此并不领情，随后他便离京南下，回老家南通搞他的“实业救国”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