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在通州设立商务局，张謇在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向官府寻求援助。

　　大生纱厂艰难开业  终于生存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标，另一方面则四处碰壁。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筹资，定有合约。但是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嵩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盛宣怀也默不作声，百般躲闪。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时的张謇已经不是当年痛斥袁世凯的名士，弹劾李鸿章的翰林。

　　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

　　经过几番周折，大生纱厂的厂房总算建成了，纺织机器也运到了厂里。1899年4月14日，大生纱厂正式开工，纺出了第一缕棉纱。面对震耳欲聋的机器声，身为总经理的张謇激动得热泪盈眶。看热闹的人感到奇怪，了解内情的人却不觉得意外。

　　他们知道，为这纱厂，前后5年间，张謇不知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难！他一个堂堂的“状元公”，不得不东奔西走，集资筹款，看人家的冷脸，听人家的嘲讽。直到前几天厂里试机，还有不三不四的人在说：“纱厂烟囱高，何时才冒烟？机器虽然响，何时纺出纱？”如今烟囱冒烟了，机器出纱了，张謇能不高兴得流下喜泪吗！

　　董事们也都兴高采烈地互相道贺。张謇便趁着这个机会，把大家召集起来，商量订立厂规厂约的事。他说：“头一脚虽然踢出去了，但正式生产，没有个规矩是不行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么大个厂，没有厂约，怎么负责理事？这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可是这些人对于办厂并无经验，也不知道厂约该怎么订。

　　幸亏张謇早有准备，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从总董事、分职董事、车间执事的职责，到各车间、各账房、各栈所的管理，以及考核标准，奖罚等级，一条条说得头头是道。董事们听得心悦诚服，一致决定就按张謇的办法去做起来。为了提倡新的风气，打破陈规陋习，张謇还规定：“工厂中凡执事人概称‘先生’，不得沿袭‘老爷’旧称。”

　　在19世纪末的中国，张謇就能制定出这样一套比较完整新颖的管理制度，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改善企业的管理，形成企业新风气，以及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都产生了较好的作用。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大生纱厂的机器只响了半个月，就突然停了下来。张謇急忙查问，才知道是买棉花的资金用完了，厂里不得不停工待料。管资金的董事前几天已经向张謇反映过这个资金不够周转的问题，张謇因为正忙着办纱厂的附属学堂，希望早日培养出自己的能掌握洋机器的工人，所以把这事给忘了。他内疚地宣布，要给他自己记过一次，并且当即想办法，一方面让厂里把纺出的纱卖了，先买些棉花来维持生产，同时决定再次到上海去借款为工厂的周转金。

　　张謇这一次到上海，一连奔走了两个月，却连一分钱也没借到。他发电报向老股东求援，同样没有回音。他急得嘴上起泡，双眼红肿，最后连带出来的旅费都用完了，无可奈何之际，只得在报纸上登出广告，在四马路卖字3天，筹集回家的路费。

　　凭着他的状元名声和一手好字，慕名而来的人很是不少。回家的路费是不成问题了，但他还是久久地在黄浦江边徘徊：空手而返，厂里急需的资金还是没有着落啊！后来上海的朋友给他出主意，说可以先把工厂租给别人，几年后再收回，这样工厂还是自己的，得到的租金又可以作为流动资金。张謇不得已接受了这个办法。可是接连来了几个有钱的大商人，都拼命把租金往下压，并且公然表示，只要张謇答应，他们可以给张謇个人大大的好处。张謇听了大怒，强硬地回答：“你们把张謇当成什么人了？难道我也是货物，可以花钱收买的吗！哼，你们也太小看我张謇了！”

　　张謇回到了南通，靠着卖纱买棉的办法，苦苦撑持着厂里的生产。好在近几个月里，棉纱的行情看好，售价连涨了几次。纱厂的资金不断扩展，不但保证了工厂的正常生产，而且还略有结余了。大生纱厂终于度过了这一次资金危机。这一年，由于纱价大涨，大生纱厂获利达到20多万两白银。张謇脸上的愁容终于烟消云散。

　　这一天，张謇带着纱厂出产的棉纱，到南京去看望两江总督刘坤一。棉纱用红绸布扎着，一共是两束。张謇笑着说：“这是我们大生纱厂自己生产的棉纱，送给总督做个纪念。”刘坤一接过棉纱，连声称赞道：“好，好，我收下！过去人们称这种棉纱叫洋纱，织出布来叫洋布，现在我们自己也能生产了。这可全靠你的苦争苦斗啊，我要给你记上一大功！”

　　张謇说：“苦是苦一点，但这是我‘自讨苦吃’，怨不得别人。再说为了国计民生，虽说吃一点苦，我心里也痛快啊！”

　　有一句话张謇没有说，那就是为筹措购买棉花的资金，他的妻子连首饰都卖掉了；而办厂这五六年来，他的家人从来没有在厂里支用过一文小钱！困难和挫折锻炼着张謇的意志，也激励着他向更加宏伟的目标前进。他想，纱厂纺纱缺不了棉花，棉花需要花钱收购，而随着棉纱的畅销，棉花的价格也在天天上涨，更何况日本的厂家也到这一带来收购棉花……如果我们能有自己的棉田，不就可以不受棉花市场的牵制了吗？

　　想到这里，张謇毅然决定，建立一个垦牧公司，把沿海的荒滩改造成棉田，自己种棉花自己用！

　　他与几位老朋友商量后，再次来到南京，拜访两江总督刘坤一，要求将沿海荒弃的滩涂划给他们办个农牧垦殖场，使工商农牧形成一个系统。刘坤一当即表示支持，让张謇以他的名义写一份奏章给朝廷。这份奏章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复，1900年9月，通海垦牧公司正式开始筹备。

　　大生纱厂不断发展   成为苏北三大实业家之一

　　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

　　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中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与江苏连云港沈云霈、赣榆许鼎霖并称苏北三大实业家。

　　张謇将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大生纱厂创办初期社会集资发行的股票及其存根（江苏省南通市档案馆藏）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

　　经过数年的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

　　原来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南通大生第一纺织-股票

　　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打仗，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张謇的事业也在这时达到了顶峰。1917年，单大生纱厂的盈利就达76万两白银，1919年又赚了263万两白银。到1922年张謇70岁生日时，大生集团四个纺织厂，资本达900万两白银，有纱锭15.5万枚，占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总数的7％。

    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产业扩展  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

　　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开泰-东-盐班，每日对开一次，循运盐河由泰州至东台，再由东台循串场河至盐城。后来在东台设有分公司，沿线集镇均设有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了东台与各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

　　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他曾是立宪派主要生力军。

　　民国3年（1914年）张謇还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民国8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